🌬1974年，一个叫王季迟的女兵请假回家奔丧。政委拿起假条一看，脑袋嗡的一下。亲属栏，父亲：王树声。他爸是谁？开国大将，总军械部部长。整个通信团都炸了锅：我们身边藏着一个大将的女儿？四年了，没人知道！档案里写的清清楚楚：家庭出身，务农。
1974年1月那张假条递上去的时候，通信团政委的手抖了一下，不是夸张，是真的抖——纸上的字太重了：父亲王树声，这名字谁不认识？总军械部部长，开国大将。
可再看档案，1970年到1974年，每年考核表的“家庭出身”栏清一色写着两个字：务农。
四年了，那个天天抢饭吃的女兵，那个在炕角缝补丁的姑娘，那个扛着收发器走完两百里的愣头青居然是大将的女儿？
她瞒得天衣无缝，入伍前夜，王树声把女儿叫到跟前，这位50岁的老将军蹲在院子里，指了指那把锄头：“到部队当普通兵，别让人知道家里的事。”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
他甚至打通关系，把档案上父亲的身份改成了庄稼人，有人会问：至于这样吗？
看看王家就知道了，18个人跟着他干革命，17个埋在了大别山，官做得再大，骨头是软的，血是热的——热到能把17条命烧成灰。
所以“四不许”不是家规，是赎罪券：不准显摆爹妈，不准穿奇装异服，不准小汽车接送，不准把活甩给保姆。
那年王季迟才15岁，在自家自留地里学挥锄头，将军爹在旁边盯着，告诉她：“人的身段得跟禾苗一样，稳、扎、沉。”汗珠子砸进土里，比什么教育都管用。
1971年春节，王树声去看女儿，他穿了件旧军大衣，跟普通百姓一起排队登记，愣是没报身份，门岗小兵打了个电话，连里才知道“大首长”已经在冷风里等了半小时。
王季迟想抱怨两句，老爷子瞪她一眼：“不能给部队添麻烦。”
他这一辈子都是这样，组织分房，他拒绝了三次，在老平房里挤了18年儿子结婚，他就给了一屋一床两条被子，警卫员偷偷搬了点公家家具来撑场面，被他骂得狗血淋头，原封不动送回去。
1974年冬天，王树声走了。
王季迟那张假条递上去的时候，通信团才炸了锅，战友们这才反应过来：讲大别山故事时她眼里的泪花，不是容易感动，是在看自家人的血脉，检查装备时她一眼看穿故障，也不是运气好，是从小在父亲的案桌旁长大的。
她揣着那张假条坐闷罐火车回京奔丧，一路上没坐公家半辆车。
遗物不多：一本翻烂的毛选，一件换下的棉衣，老人临终就一句话：“好好在连队，不给上面添麻烦。”葬礼极简，王季迟回到部队，还是那个低头干活、不言不语的姑娘。
后来她考进军医大学，被分到空军总医院，端尿盆清理秽物都干过，有人想走后门，她直接把话撂在桌面上：“家里没这规矩。”
退休后，她经常坐五路公交给老百姓走针拔罐，七十多岁出席座谈会，穿的还是那件微旧的衣服，袖口破了又缝，缝了又破——那针脚是老爷子的手印子。
邻居们惊掉下巴：“跟咱拉家常的居然是这尊神？”她笑了笑，在阳台摆了一排玉米秆，告诉孙辈：“那就是根。”
四十年过去，那个档案上的“务农”早已不是谎言，它从一个精心设计的伪装长成了血肉，长成了骨头，长成了一个人真正的出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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